来源：gq实验室 作者：何瑫
煤老板，一个带有鲜明时代烙印的群体。自20世纪末期起，煤价随经济勃兴飞速上涨，煤炭储量丰富的山西大地上，数不清的财富神话陆续诞生。
但煤炭能制造一夜暴富，也能让人心撕裂变形。对于煤老板们而言，那时的山西充满了改写贫苦命运的机遇，却也让他们感到风险丛生、身不由己。利益空间随着煤价上涨急速膨胀，但并未随之产生明确秩序。缺乏规则的环境中，人们习惯于用金钱与暴力解决问题。巨额利益背后，亦隐藏着不为常人所知的危机。同行踩踏，官员刁难，黑帮勒索……置身于凶险厮杀的丛林中，煤老板们赢得财富的同时，却无力掌控自身命运的走向。
煤老板因时代的潮水生发，也因时代的潮水消亡。2008年后，山西兴起轰轰烈烈的煤炭改制重组，煤老板们手握巨额资金从历史舞台上四散离去，各自走进人生的下半场。煤令他们在时代机缘中获取可观财富，也令他们在潮水退去后经受命运落差。这黑色的矿石像是上天派来考验人心成色的工具，如何管理支配手中财富，重新找寻人生的方向与价值，成为后半生无从回避的课题。心性的差异，对时代洪流的不同理解与应对，将曾经相似的人生导往了不同去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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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
7月初的一个下午，47岁的朱新宁坐在北京西四环外一家高尔夫球场 vip 包房里，猛吸了几口烟，不住叹气。他望向窗外不时飞起的高尔夫球：“你看到了吗？我就跟那些被击出去的球一样，被一步步赶出了山西。”
八年前，他的人生轨迹曾险些终结在山西太原国贸大酒店44层。那天中午他和人谈完生意，感觉有些倦了，特意订了一间客房休息。他拉上窗帘，关掉手机，想暂时与外界隔离，哪怕只是几个小时。但他怎么也睡不着，烦心事一遍遍在脑海里上演。光线太黑，空调太冷，在床上躺了一阵，他生出极端的念头，起身打开窗户，想要一跃而下。
无论是在太原，还是两百多公里外的家乡县城，他在人们眼中都是成功人士，时代的宠儿。在这个以煤炭为命脉的省份里，他拥有储量上亿吨的煤矿，那是不可再生的资源，也是源源不断的财富。
但煤炭能制造一夜暴富，也能让人心撕裂变形。过往十余年，他时常感受命运被煤炭绑架。二十多岁时，父亲带他承包下离村头五公里外的一对煤矿井口，只是为了谋生，让村里人看得起。但后来，同行举报，官员刁难，黑帮勒索，日子久了，终于积蓄到他无法忍受。雇佣多年的包工头突然翻脸，声称掌握了他多年来偷税违法的证据，敲诈他五千万元现金，否则就把他送进监狱。这笔钱他出得起，但他咽不下这口气。
几个月前，山西煤价经历了一轮史无前例的暴涨。前一年底他曾许愿煤价能超过600元，好多还一点高利贷。而第二年春节过后，两三个月之间，煤价便飙升到了1600元。这几个月里赚到的钱，超过过去十几年的总和，但他反倒感到不解与恐惧——突然获取与付出不相匹配的东西，表象是幸运，背后很可能是陷阱，甚至灾祸。
朱新宁
他设想起跳楼身亡后的场景，不忍家人经受人们议论指点，终究还是放弃了。他关上窗户，一步步退了回去。
平复了一会儿心情，他语气镇定地打电话叫司机来接他，像是什么都没有发生过。他管理着近两千名员工，有时看看下属走路的姿势，就能察觉到对方最近可能过得不太顺心。但对他自己而言，商场就是战场，想在凶险中生存，控制乃至伪装情绪是必备的能力。
事后他反复回想起站在窗前的那一幕。他觉得人来到世上走一遭，一要做到被需要，二要做到被尊重。他觉得当时二者都没做到，不甘心就这么死。
谈论八年前的这段往事时，他语气平静，眼下的生活和煤炭已经全然没了关系。自杀未遂几个月后，一家国企以近十亿元的价格收走他的煤矿，留给他45%的股份。
最近三四年来，他习惯了待在这间包房，其实只是偶尔下场打球，更多是把这里当做与外界接触的据点。当煤老板时忙碌惯了，如今即便无事可做，他也很难习惯每天待在家里。他身形瘦削，习惯穿运动装，很难从日常言谈举止上看出过往印记。他知道煤老板是个让很多人皱眉头的身份，很少主动谈起自己的过去。那些经历有些令人咋舌羡慕，煤价一个月就能翻倍，有些让人提心吊胆，矿难、坐牢、遭遇绑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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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
7月末的一个晚上，一位叫黄治华的煤炭贸易商约朱新宁一起吃饭。黄治华几年前曾在北京创办过一家叫做阿丫团的互联网团购网站，在“百团大战”中败下阵来，又回到了煤炭的老本行。尽管已经回山西做了四五年煤炭贸易，但他还是习惯性地每个月在北京住上几天。他害怕一直待在山西会跟不上时代的脚步。“临汾的生活太单调了，在北京我能感受到各种各样的活法。”
两人聊起离开煤炭行业后的经历。朱新宁从山西来到北京的过程匆匆忙忙，甚至有些逃亡的意味。 2010年春天，一家四口带着几只拉杆箱，住进了北京香格里拉酒店，随后在北京租房、买房、装修，过了整整两年，才算正式安顿下来。
2009年动过自杀念头后，命运的震荡仍在继续。朱新宁在煤价暴涨时的恐惧不安日后得到了应验，那段日子，成为了煤老板们的末日狂欢。
2008年9月，山西襄汾一座尾矿库溃坝，277人死亡，消息震动全国，以遏制矿难为由头的煤炭兼并整合旋即启动。或是成为国企股东，或是将煤矿售出套现，无论如何选择，民营煤矿主们都不可逃避地失去了对煤矿的控制权。煤老板这个名词，从此成为了过去时。
对于突然无事可做的煤老板们来说，如何支配手头的钱和时间，成了后半生的头号课题。心性差异对命运的影响显露出来，曾经相似的人生走向，就此开始分岔。朱新宁也不情愿地成为了其中的一分子。
黄治华
突如其来的巨额财富，反倒让他心生遗憾。他计算过煤矿的储量，至少还可以开采40年，利润很可能不止于十亿。但他也感到些许庆幸，因为国企的介入解决了他受人勒索的危机，“算是有了靠山”。为了避免再次卷入类似的麻烦，他退出煤矿日常管理，带着全家人搬到了北京。
倘若只以财富的数值来评估人生满意度，朱新宁初到北京时理应感到满足。但恰恰相反，他陷入了人生最迷茫消沉的时段。他曾管辖着近两千人，有专职的司机和助理，出门时身上不用带任何东西，一切都有人打理。但到了北京，除了有一大笔钱，一切都要从头来过。
来北京前三个月，父亲胃癌去世加剧了他的消沉，他不止一次地产生幻觉，看到父亲的幻影出现在天上。对抗失落空虚的方式是坐在家里打电脑游戏，没日没夜地打。做煤炭的朋友前前后后来到北京的也有不少，经常叫他喝酒聚会，但他极少去，别人过得好，心里受刺激，过得不好，情绪会传染。他打的是 windows 系统自带的蜘蛛纸牌，没什么技术含量，一次能连赢一百多把，但还是一天接一天地玩下去，纯是消磨时间。每到吃饭时间，妻子就做好一碗面放在电脑桌上，他不说话，吃完继续玩。
失落不适，是许多煤老板在那一时期的共同反应。有人沉浸在释放欲望的欢愉里转移注意力。四年前我曾采访过一位名叫李长伟的煤老板，当时他刚从南非狩猎回来，打了四头大象、六只长颈鹿，五只斑马，花了四百多万。那年他先后去了三次非洲。“别人都打羚羊之类的，我不打，要打就打大的。前半辈子太压抑了，既然来过瘾那就过足。你能懂那种感觉吗？”
有人选择参加培训学习，借此摆脱暴发户的标签，获取更多的尊重。大同的煤老板冯学光讲话习惯以古语开头：“学而时习之，不亦说乎”、“天行健，君子以自强不息。”煤改之后，他先后报读了中国人民大学的哲学班和北京大学的国学班，讲话习惯就是在那时养成的。“人有了文化，表达想法的方式肯定跟以前不一样。这些思想进到我血液里了。”
也有人开始着手尝试新的事业。就在朱新宁陷于心理恐慌的同时，五六公里外的五道口，几个来自山西临汾的煤老板已经摩拳擦掌准备冲进新的战场，带头人便是黄治华。在临汾的煤老板圈子里，他显得和其他人不太一样——很多人觉得煤老板等同于出身农村欠缺文化的暴发户，但黄治华出生在临汾市区的公务员家庭，在南方当过兵，端过铁路局的铁饭碗，在上海北京做过环保生意。他喜欢读书，欣赏安·兰德的思想，觉得那才是真正值得过的人生。
比起其他煤老板，黄治华提早两三年告别了煤炭，去南方做起了水处理生意，错过了2008年煤价疯涨的末日狂欢。但在同行们眼中，他也因此更懂得煤炭以外的世界如何运转。他们将手头财富聚拢起来，成立了一家投资公司，交由黄治华牵头打理。
黄治华那年34岁，属于煤老板中相对年轻的一批。他渴望在北京开启比煤炭更“高级”的生意。“煤老板三个字的潜台词就是暴发户。暴发户是什么？思想知识水平不足以驾驭那么多的资产，靠的是一些特殊的方法。说白了，都是跪着赚钱。”
关于公司如何命名，股东们有过分歧。有人提议要带有“晋商”两个字，黄治华觉得这两个字框住了格局，最终起名“盟动力”。煤老板的标签贴在身上这么多年，他想撕下来。
3
“煤老板”这个称呼频繁出现，是在2002年之后。在此之前，煤炭在山西是门乏人问津的辛苦生意，敢于投身其中的，往往都是无路可寻的落魄人家。投入大，利润低，还总是收不回账款，大多陷于债务的泥潭。如今身家数亿的朱新宁便是其中之一，90年代末，他曾在春节前三个月就挤出两千块钱交给妻子保管，以免过年时买不起年货，穿不上新衣服。
在朱新宁的记忆里，前半生贫穷乏味，充满了苦痛。 四岁时，因受村里大户排挤领不到粮票，父母带着他和两个姐姐、一个妹妹，搬去三十公里外的另一个村子，谋一份木匠差事养家糊口。六口人的家当，一辆手推车就全部拉完。父亲背着他，翻了一座又一座山，一路走，一路哭。
时间倒退三四十年，朱家的生活是另一番光景。朱新宁的祖父在平遥做商号掌柜，全山西都算得上富贵人家。父亲六岁时，祖父去世，祖母不得已改嫁，家境日渐衰微。及至家庭成分判定为地主，用朱新宁的话说，无尽的厄运开始了。
土改伊始，朱家的大院便被公家收走，只留下一间狭小的偏房，三间宽敞的宅子分给了各有十几号人的两户人家。几十口人挤在一间大院里，总有大大小小的纠纷口角，因为阶级成分低，最弱势的总是朱家。
一种念头在朱新宁心里强烈地升腾起来：离开这里，去外面的世界。读书是当时能想到唯一可行的路径，他别无选择。中考时他考上县一中，所有考生里排名第七。
这个排名成了他学业的顶点。家庭、见识、生活习惯、兴趣爱好……种种因素构成了一道无形的墙，将他与县城的孩子划分为两种不同的人。他想融入城市摆脱农村给他的烙印，努力地花费时间结交朋友，学习却在这个过程中渐渐掉队了。到了高二下半学期，他已经清晰地感知到，凭成绩考入大学开启新生活，是一场遥不可及的梦。
读高二时，他与一个同班女生谈了恋爱。女友的父亲几年前离了婚，在石家庄做服装买卖。高中毕业后，他和女友一起去石家庄帮忙打理生意。几个月后，父亲告诉他承包了一对煤矿井口，希望他回来帮忙。两人一同回了山西，结了婚。
私人进入煤炭开采从80年代末开始，当时为解决能源短缺问题，中央鼓励山西做大煤炭产业，一时间几乎村村有矿，数量上万家。但国营煤矿很难过活，只好承包给个体，最早的“煤老板”由此而生。
随后近二十年，朱新宁的人生起落与煤炭绑定在一起。日后煤价疯涨时，总有人感叹他未卜先知，提前站上了时代的潮头。但在当时，却只是迫于谋生的无奈。他的父亲拿着每月五百元的工资，却要养活二男六女八个孩子。父亲当时的心态是：只要能比五百元多就行，如果赔了，反正本来也没钱。承包井口的六万元，全靠东拼西借。
当时煤价一吨三十多元，每吨能赚三五块钱。承包第一年，矿里出了一万吨煤，但到年底时能收回的钱不过四五万元，就连去小卖部买洗漱用品都要赊账。工人们领不到工资，便派几个人跟着他四处要账，名义是陪同，实质是监控。连续三四年，朱新宁一年四季都在周边县市要账，常在大年三十晚上才回到家。
但当时间的脚步迈入21世纪，煤矿主们突然发觉，命运变了——2002年1月，国家取消电煤指导价，煤价进入市场化，翻着番地上涨。面目凶狠的催债人越来越少，取而代之的是带着大捆现金求着买煤的人。他们满脸堆笑，到矿上拉煤的卡车排起长龙。
巨额利益的诱惑下，越来越多的人抛掉往日营生投身其中。这其中，就包括黄治华。他辞去了父母精心安排的铁路系统的公职，开了一家洗煤厂。“现在老说风口，什么是风口？对那时候的山西人来说，搞煤炭就是最大的风口。”
黄治华感叹，当年的钱来得实在太容易。那时逃税成风，拉煤不开税票，买通煤检站就能放行。黄治华一次上山拉煤，赶上省里突击检查，各路货车在煤检站外排了几十公里。他的十几辆车等了..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