老北京做买卖，最头痛的是税太高。明初是“三十税一”，契税是四十文，可不过几十年，税就增加了五倍，对偷逃税款者，要打五十大板，并罚没50%的货物。
清代税分两种，一是朝廷直接收，衙门设在崇文门，运入、运出北京的货物一律征收5%的税，不仅北京如此，全国各大城市均如此，但日常必需品，如煤炭、大米、木炭等免税。
另一个是地方税，归顺天府管，分大兴、宛平二县，大兴管东城，宛平管西城，根据规定，九门之外的铺面，上等每户征白银5两，中等2.5两，下等免税。此外是契税，一般情况下，买契为9％，典契为4.5％，凡是私下订立合同的，一律按逃税处理。
以当时商家的经营水平衡量，这个标准已经不低了，但问题是各级权力机关还要层层加码，加上清后期皇家财政艰难，动辄向商家转嫁压力。而商人地位低微，无力抗争。康熙时，大当铺每年税银5两，到光绪时，已达50两。加上各部门的盘剥，实际每年需向朝廷缴纳白银120两至200两，此外还要向顺天府缴纳20两至100两。
按规定，下等户免税，但到清末时，不交钱就不能开张，开张费多达30两至40两，由巡警厅收取，美其名曰“门面税”，其实根本不入税收机关。
商人压力大，只能向消费者转嫁风险，导致消费被抑制，影响了商业的进步，最终落入了“高平衡陷阱”，表面上看，市场很繁荣，但商家缺资本，消费者无购买力，政府的税收也不高。清代工商业税收只占政府全部收入的10%，相比于宋代顶峰时期的70%，毫无疑问是大大退步了。而商业被抑制，城市人口也相应减少，清代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10%左右，远达不到宋代40%的水平。
在清代的稳定时期，政府向农民征收的税费并不多，统治者的想法是重农抑商、崇本抑末。然而，商业被抑制，则社会分工落后，无法创造更多的财富，导致政府用度艰难，难以维持庞大的官僚体系。最终，不得不放松管理，让各部门自己想办法，导致苛捐杂税遍地，农民苦不堪言。小农经济本身又很脆弱，在外国商品的冲击下，只有走向破产的边缘。